我在靖远的青春岁月

作者:王小玲

“联络图”，我为你朝思暮想

我在靖远煤矿当电工时，每月粮食定量四十四斤，我根本吃不完。在东升公社下乡的母亲与弟弟粮食不够吃，粮站以红薯片代粮，定量供应。弟弟经常在母亲做饭时，总会伸手从面盆里抓回一把面，说：“一顿省一口！”我对家中缺粮之事心急如焚，想用饭票换粮票寄回家中。粮票不好换，每次去食堂，总说没有。热心的女电工小路子知道此事后，让电工组学徒、矿山子弟梅建林用粮票买饭票时与我交换，这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，因为当时我极为封建，与男徒工几乎没有任何交往。后来食堂的女会计宁明华知道我急需粮票后，嘱咐出纳孙湘玲：“王小玲来换粮票时你换给她！””这给我大开了方便之门，手拿着朝思暮想的粮票，我心花怒放，心中唱起了样板戏中的唱词:”联络图，我为你朝思暮想，今日如愿遂心肠。

几十年后，想起往事，我由衷地感谢小路子、宁明华、孙湘玲，由于你们的帮助，我的母亲和弟弟不挨饿了。

十五岁的弟弟冰上骑自行车带我回家

一九七一年春节前，我要回家过年。因为是学徒工，只能请十天假，若要坐班车，仅路途来回就要四天——先要坐车到靖远县城，住一晚上旅馆，第二天再坐车到东升公社。即使四天的旅途，春节期间买票也是十分困难的。要提前半个月买票。（见《知青情缘》,《回家的路上我被迫闯关》）有人说，从我家住的上沟到宝积山煤矿有一条约七十多里的小路，骑自行车只需多半天，但山路崎岖不平，很不好走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和弟弟决定走小路。

那是一个寒冬腊月的早晨，北风呜呜地呼啸，寒风刺骨，冰天雪地，十五岁的弟弟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从宝积山出发了，我从食堂买来一个半斤的大馒头，带上当干粮。路上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，甚至连只鸟儿都没有见着，整个世界寂静极了，仿佛只有我们姐弟俩。皑皑白雪上没有一个脚印。最难走的是大水沟，一路上全是冰，弟弟带着我小心翼翼慢慢地骑行，他很老练，让我坐好，别怕！我们很顺利，没有摔跤。那时年龄小，傻乎乎的，无知无畏，我们俩从来都没有考虑过，如果摔倒会产生什么后果。经过了红渠、磁窑，总算平安通过了大水沟，到了苦水淌，路就比较好走了，都是一路下坡路，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，终于顺利回到了上沟家中。下车后，弟弟浑身大汗淋漓，头上冒着热气；而我鼻尖冻得通红，脚冻得失去了知觉。

当时的交通

现在的长征火车站，当时叫周家地，离宝积山七里地。在我们眼中它是个繁华的地方——医院、矿区指挥部、八十三工程处、火车站。隔几个星期，我们会换上干净整齐的衣服去周家地玩。宝积山到周家地早上八点有一天一趟的班车。赶不上班车，我们会去选煤楼下的磅秤房，在那里找拉煤的大卡车，小心恭敬地对开车的师傅说：“师傅，周家地去不去？把我们带上！”师傅们一般都不会拒绝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操着地道兰州话的师傅说：“你们煤矿上的人粮食定量高，吃了饭没事干，尽往周家地跑什么？”语气中有不满，但还是把我们捎上了。在矿上可以坐煤车出行，比起在农村插队好多了。记得我们从八松庄到二十里地以外的苏集去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我们侧身跨坐在一辆马车的后沿上，还没坐稳，赶车人甩过来一鞭子，怕累坏了他的牲口。在农村，想坐马车也是坐不成的。这样的事，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。

后来，听人说，宝积山的一个漂亮女工坐煤车遇到流氓司机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再不去坐煤车了。

第一次处理事故就需要带电操作

我十九岁那年，严冬季节，晚上九点钟，我和女电工小路子在电工组值班。木厂打来电话，那里的照明出现故障。自一九七0年当电工学徒以来，我从来没有单独处理过故障。我用粉笔在电工组工作台的绝缘橡皮垫上写下了以下文字：“李师傅，我和小路子去木厂处理事故了。九点五分”。

为何要写字？觉得也许会有危险。前不久，我、小路子、薛根友（男）我们三个学徒去绞车房处理事故，当薛根友用大改锥在配电板上上螺丝时，配电板后的电源线头由于绝缘胶布老化，引起短路，电弧光烧伤了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睁不开了。当时我和小路子吓坏了，我俩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坡小路，一路小跑，到李天保师傅家气喘吁吁地报告：“不好了！薛根友的眼睛看不见了”！李师傅和我们到了绞车房，技术娴熟的他迅速处理了事故，薛根友的眼睛后来也恢复了正常。”

此刻，在呼啸的寒风中，我和小路子缩着脖子来到木厂。这里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一问，原来是一个工人洗手后没擦手，手上滴着水珠去拉闸刀开关，发生短路。我们火速跑回电工组，取了一个新的大闸刀开关。我们的任务是拆下旧电闸，换上新电闸。在接电源时需要三百八十伏电压的带电操作。黑暗中刺眼的电火花噼噼啪啪作响，我拿着大改锥小心翼翼地操作，防止手指接触到改锥的金属部分而触电。几个工人围着我和小路子这两个十九岁的女电工，他们说：“电工不怕电！”我心想：“电工也是人，怎能不怕电？”詹师傅平日教我们，没电时也当有电时操作，手不能碰改锥的金属部分，这个基本功我们是有的。心里有些紧张，我和小路子换着操作，终于接好电源，一推电闸，一片光明！人们欣喜地叫起来，：“电来了！”“电来了！”说起带电操作，我们年轻时真是贼大胆——穿着球鞋站在地上，在平口灯座上接电烙铁，为的是在宿舍里安装小收音机。

四个女电工给选煤楼安装探照灯

电工组有四个女电工，当年都在十九岁上下。先说说李慧芬，一个大眼睛的墩墩实实、泼泼辣辣的东北姑娘，经常在工作裤的补钉上演算数学题，一九七四年秋季她被推荐上了大学，学习采煤专业。女孩子学采煤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，为了上学，好学的她，义无反顾。再说说小路子，山东泰安人，个子不高，很精干老练，来电工组前干过财会工作。第三个女电工是小郑，甘肃秦安人，利索麻利，裤缝永远烫得笔直。她没当电工前在总机房当话务员。当年的我们都酷爱学习。我们的排长魏师傅是陕西人，个子不高，人较瘦，当时他大概有五十多岁吧。他拔了门牙，总带着口罩，可口罩总是在脖子上。他总给我们学徒讲各级技术工人的应知应会，在这一点上，他与李天保师傅是极为相似的，（见《我在靖远的青春岁(一)》）他们是工人中技术极好的一类人，不喜欢政治运动。他曾说我：“这个死丫头瘦是瘦，但从来不生病！”魏师傅让我们四个女电工去选煤楼安装探照灯。骄阳似火，我裤脚挽得高高，右肩上扛着几斤重的大榔头，左手和小路子抬着探照灯，小郑拿着长长的钢钎，李慧芬背着几斤重的水泥袋，来到选煤楼下。我们四个人弯着腰轮流抡起榔头，砸在钢钎上；轮流手握钢钎，不停转动，我们一下一下凿开水泥地面，把探照灯架放进去，再用水泥固定上。天很热很热，汗水浸湿了我们的头发，虎口震得生疼，经过两小时的劳动，探照灯安好了。以后每天上班经过选煤楼，看着探照灯，心里挺自豪，曾写出歪诗庆贺。

二00二年，靖远宝积山煤矿这个自一一0二年就被开采、八十年代年产二十一万吨的煤矿完成了历史使命，靖煤公司决定宝积山煤矿破产，选煤楼被拆除，我想象着选煤楼轰然倒塌时惊心动魄的情景，呜呼！我们的选煤楼！呜呼!我们的探照灯！呜呼！我们的青春。

我与方玫伙食费上从来不分家

我与方玫在矿上关系密切，她是师大附中高一的，比我大四岁。为人厚道谦和。她起初分在充电房给工人发矿灯，工作十分出色。后来调到调度室工作，每日填写生产报表。我们除了上班不在一起，平日总是形影不离。平日我们的饭菜票放在一起，伙食费上不分彼此。谁下班早谁就去买饭；哪个食堂的饭好就去哪个食堂。当时一个纯肉的小炒五角一份，一顿饭我俩一荤一素，半斤的馒头一人一半，粗粮细粮搭配。后来，方玫从兰州带来了做饭用的气炉子。当地的小卖部买不到舀饭的勺子，我从电工组找了一个电话机上的铃铛做了一个舀饭勺，我们把案板放在床上的塑料单子上，手擀长面或揪面片子，偶尔也包饺子。当时买不到蔬菜，我们通过食堂会计宁明华那里买一些萝卜、洋芋、绿色蔬菜。我们摘菜时十分精细，一厘米见方的菜叶也不放过。买不到肉，方玫家里从兰州邮寄了三斤大肉。至今记得大肉是用红绸子包着的。

当时水果很少，偶尔有农民用自行车驮着来卖。在靖远四年，在康乐插队一年八个月，吃的水果很少很少，至于鸡蛋、牛奶、坚果根本没有，现在的年轻人一定很难想象。用现在的观点看，维生素ABCDE都是缺乏的。但我们极少生病。一九七五年，矿区轻重工业招工调整，大批女工调回兰州，方玫调入服务系统，在某饭店工作，后来成为经理、书记。

我很庆幸在年轻时遇到这样一位好姐姐，感谢她对我的关爱和照顾。

年轻的我们

到了矿上的第一天，我们来自康乐的五个女知青分在一个宿舍。有兰大附中的张守莘，有七局一中的杨捷和唐新若，有师大附中的我和方玫。我们将新床板分别搭成了两个双人床，一个单人床。守莘和杨捷一张床，我和方玫一张床。唐新若睡单人床。两张双人床上的被子垛在一起斜放着，一对儿枕头放在另一侧。方玫的亚麻枕巾很时尚，我的米黄枕巾洗得象新的一样。我的床头上贴着一个通讯女兵在检查电话设备，墙角的右上方横放着一根旧灯管，灯管上插着一束塑料花。我们把插队时的箱子垒成桌子的模样，上面铺上黄色的塑料布，四卷毛选立放在桌上，上面盖着守莘的淡绿色丝质绣花手帕。为防止蚊子进屋，方玫将六个劳保口罩拼了一个纱窗，窗子打开既凉爽又透气。

星期天，如果有没修好的放炮机，我会主动去电工组一个人加班，放炮机修不好，吃饭都不香。我们有时坐在枕头上织毛衣。我很顾家，父亲、母亲、都穿上了我织的毛衣。我们曾把劳保手套拆开，将五股纱线分为三股，织盖被子的方巾，把对亲人的思念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织进双秋叶的花叶里。年轻的我们志向远大，渴望有大的作为；年轻的我们精力充沛，记忆力超好;年轻的我们崇尚英雄，也想当一个英雄；年轻的我们不喜欢过三八妇女节，信奉“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，男同志能办到的事，女同志也能办得到‘’；年轻的我们在一起讲卖油郎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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